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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个民族的竞争，不单是政治上的事。虽然前代的竞争，不像现代要动员全国的人力和物力，然一国政治上的趋向，无形中总是受整个社会文化的指导的。所以某一民族，在某一时代中，适宜于竞争与否，就要看这一个民族，在这一个时代中文化的趋向。
在历史上，最威胁中国的是北族。他们和中国人的接触，始于公元前四世纪秦、赵、燕诸国与北方的骑寇相遇，至六世纪之末五胡全被中国同化而告终结，历时约一千年。其第二批和中国的交涉，起于四世纪后半铁勒侵入漠南北，至十世纪前半沙陀失却在中国的政权为止，历时约六百年。从此以后，塞外开发的气运，暂向东北，辽、金、元、清相继而兴。其事起于十世纪初契丹的盛强，终于1911年中国的革命。
将来的史家，亦许要把它算到现在的东北问题实际解决时为止，然为期亦必不远了。这一期总算起来，为时亦历千余年。这三大批北族，其逐渐移入中国，而为中国人所同化，前后相同。唯第一二期，是以被征服的形式移入的，至第三期，则系以征服的形式侵入。
经过五胡和沙陀之乱，中国也可谓受到相当的创痛了。但是以中国之大，安能就把这个看作很大的问题？在当时中国人的眼光里，北族的侵入，还只是治化的缺陷，只要从根本上把中国整顿好了，所谓夷狄，自然不成问题。这时代先知先觉者的眼光，还是全副注重于内部，民族的利害冲突，虽不能说没有感觉，民族主义却未能因此而发皇。
虽然如此，在唐、宋之间，中国的文化，也确是有一个转变的。这个转变是怎样呢？
中国的文化，截至近世受西洋文化的影响以前，可以分作三个时期：第一期为先秦、两汉时代的诸子之学。第二期为魏、晋、南北朝、隋、唐时代的玄学和佛学。第三期为宋、元、明时代的理学。这三期，恰是一个正、反、合。
怎样说这三期的文化，是一个辩证法的进化呢？
原来先秦时代的学术，是注重于矫正社会的病态的，所谓“拨乱世，反之正”，实不仅儒家，而为各家通有的思想。王莽变法失败以后，大家认为此路不通，而此等议论，渐趋消沉。
魏、晋以后，文化乃渐转向，不向社会而向个人方面求解决。他们所讨论的，不是社会的组织如何，使人生于其间，能够获得乐利，可以做个好人，而是人性究竟如何？是好的？是坏的？用何法，把坏人改作好人，使许多好人聚集，而好的社会得以实现？这种动机，确和佛教相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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